父母的名字

储彪

父亲叫储可仁，生于年，属大龙。名字中的可，是他的辈份。可字辈上溯三辈，是怀字辈、士字辈、学字辈；下延三辈，是继字辈、家字辈、生字辈。在阜阳储氏族群中，共用12个字循环往复作辈份，我约略知道这几个，其他的也就不清楚了。名字中的仁，比较好理解，是仁义礼智信的仁，是宽厚仁慈的仁。由此不难看出，父亲这个名字是中规中矩、非常传统的一个名字。

他3岁丧母，8岁就到阜阳烟厂做了童工。从我记事起，我听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我是个孤儿。年龄渐长后我不免起了疑惑，母亲死得再早，只要父亲在，就不是孤儿。但多少年了，父亲始终如一都是那句话，只说自己是个孤儿，是个楝枣子水泡大的苦孩子。对于自己的父亲，没有吐露过一个字，哪怕得了老年痴呆以后，也没有。父亲的父亲，我的爷爷，宛如一墩老树根子，早早地被人刨出地面，浇上煤油烧成了灰烬，然后被时光的风给旋走了，被岁月的雨给冲刷了，一丝气味、一星尘埃、一点影子都不曾留下。父亲的父亲肯定不是早亡，这一点应该可以成为定论，不然父亲就不至于总是念叨3岁丧母，而不说他多大丧父了。而且，他也不说他的出生地究竟是哪里，醉酒以后、老年以后、痴呆以后，任凭我怎样套，也套不出他的话。问急了，被逼到墙拐上了，才说个阜阳北关。然后是句号，再问，还是句号。句号宛如父亲抿紧的嘴巴，把他出生的详细地址，永远圈进了流逝的辰光中，永远封进了坚硬的心房里。

父亲也曾有过短暂的辉煌，他20来岁就当上了阜阳县城关镇的组织委员。年，28岁的父亲被任命为某某区的区委书记，行政级别17级。那时候，地方工作军事化，他身穿苏联进口的黄褐色马裤呢中山制式旧军装，当腰扎一根四指宽的苏式军用皮带，从左肩斜挎到右胯上一把德国造20响盒子枪，被人前前后后储政委储政委地叫着，该是何其的风光。写作本文时，我专门翻拣出父亲早年那张泛黄的照片，放在书桌上细细端详，我发现，我们兄弟姊妹七人中，大姐、我、小五和小七四人，父亲的影子更为浓重一些。他修长的身材，留着那个时代青年才俊标准的中分头，高高的鼻梁，不算太小的单眼皮的眼睛，衬托出一张清清癯癯的脸庞，那个文质彬彬，那份风流儒雅，很有些民国时期文艺男青年的神韵。谁能想得到，照片中那个年轻的区委书记，区武装工作队的政委，居然是个“斗大的字不认得一升”的大老粗呢。

年秋，平地一声炸雷，父亲从区委书记的高位一跤跌了下来。为什么呢？他一直都不肯说，母亲为父亲的尊严，也不说。直到年，县里编纂组织史时，我才有机会走进那段尘封的岁月，从一页页变得又薄又脆的信笺上，从一份份散发着霉味苦味的问话记录、检讨材料上，找到了答案。

父亲到某某区委任职，按现在的话说，也属于下派干部了，因为城关镇毕竟是县委政府所在地，是阜阳最高权力机关的皇城根儿，但凡下派干部无不官升一级。当地干部自然心里不爽，毕竟在基层辛辛苦苦，好容易有个空缺，偏又空降个干部，一连串的，这得堵住多少辆前进的车，堵住多少苦巴苦望晋升的人啊。有阻碍必有激流，有断崖自成飞瀑。实际上，父亲自上任那一天起便身涉漩涡，脚踏险境，这一点，许是当时太过年轻了，他显然没有清醒的认识。

有夫妻俩个，丈夫是区委副书记，妻子是组织委员，成为这次人事调整的最大牺牲者。有次开会前，父亲从茅房出来，很远就听到会议室里乱糟糟的。只听得有人说，现在好了，他恁年轻，咱就慢慢熬吧，就像旱地的苇芽，啥时候才能拱出头啊。不料副书记却拍了桌子，说储政委再年轻，也是县里派来的，也是咱的排头兵、领头雁。你啥也白想，啥也白说，闷头干好工作，组织上是不会亏待你的。白是方言，是别、甭、不要的意思。听到此处，父亲重又踅回茅房，解开裤带蹲下来，装成解大手的样子，连喊了几声，要勤务员给他送草纸。当日晚上，父亲称二斤卤大肠，灌几提子散酒，就去了副书记家。酒酣耳热之际，父亲站起身来，双手举起酒杯，说老哥，嫂子，俺敬恁一杯。俩口子赶忙抬起屁股，丈夫说政委，应该俺敬你。妻子道，就是，嫂子得敬你。父亲说，俺这一来，老哥你这顺理成章的区长当不成了，嫂子的副书记也泡汤了，俺挡了恁俩的道哇。丈夫说兄弟，不满你说，这些天俺和恁嫂子夜黑里睡床上啥也没弄，就想着这事哩。妻子接过来，恁哥讲啊，这次县委没动咱，说明咱思想觉悟还得提高，工作干劲还得加大，抓革命、促生产的能力还没得到组织认可。妻子一仰河马似的粗脖子，吱溜一口，把满满一杯酒喝了个亮底干。然后一抹油乎乎的下巴颏子，指指自己的心窝，伸手又捏捏丈夫的胳膊，说兄弟，看恁哥，看嫂子的吧。她把“吧”这个音拖得很长，拖得凸凹有致，一如丰满的身体曲线，充盈着酒后女人诱人的张力。那场酒喝得父亲眼圈红红的，心里像是揣着一只炭火正旺的炉心，红彤彤、热烘烘的，一步三趔地扭回了家。

自此以后，父亲忙了朝他家跑，闲了也朝他家跑，工作顺利了朝他家跑，烦了闷了、心里有了解不开的疙瘩也朝他家跑。这样一晃就到了年，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开始了。当年深秋的一天早上，秋阳似寡妇吊起来的脸子，黄瘆瘆的，满是晦气和霜寒。风起处，落叶如中了箭的飞鸟从枝枝梢梢栽下来，哗哗的，沙沙的，时而成群结队，时而一片两片，看得人缩了脖子，掖紧了怀。父亲此时一步跨进县委空空荡荡的会议室，只见县委书记脸板得似一张老桑树皮，身后站着两个荷枪实弹的人。父亲立时懵了，不由得后退一步，这，这是咋了？书记一拍桌子，给我拿下！

隔离审查期间才知道，原来那对夫妻将父亲一年来在他们家吃饭、闲聊、谈心时讲的话，归纳整理后记在一个专用小本子上，趁着反右运动的节骨眼上，专门送给了县委。小本子的封面正中，端端正正楷书了一个标题，叫“储可仁反党言论条”。条记得很细，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交待得清清楚楚，看后让人想起了《史记》的经典桥段，虽然赶不上司马先生文字的精准、语言的传神，但也具备了一个文学家的基本素养。譬如：第44条，年12月17日晚，天很冷。储可仁酒后拍着俺的小木床说，嫂子，你看看恁这个床。烧资本家的顶子床时我心疼坏了，真想从火里抢出来，搬回家留给自己用。这么好的床白说见了，过去咱可是听都没有听说过，太可惜了；第51条，年1月14日晚，刚吃罢饭，俺俩口子陪储可仁围着炉子烤火。他看俺老婆屈起来的膝盖处缝着一个大补丁，就说，前几年俺主持分地主的财产，分着分着抢起来了、打起来了。最气死牛的是一个老婆子，硬从人家年轻媳妇怀里抢走一件缎子棉裤。恁看看，都五六十岁的老马子了，那花花绿绿的新缎子棉裤，她能穿出门吗……每条后面都跟个定性，烧床的那个定性为：啥是可惜床，明明就是同情万恶的资本家嘛；分财产的那个定性为：地主婆穿绸子好看，贫下中农穿就丑了，出不去门了？明明就是阶级感情问题嘛。每个定性虽然很吓人，但毕竟是夫妻二人的个人定性，算不得什么。最终将父亲掀翻在地的其实只有一条，因为那一条，组织上也给定了性。小本子上是这样记载的：第96条，年3月21日晚，酒斗多了，我喝成公鸡脸了，俺老婆喝成猪血脸了，储可仁脸上还算正常，没咋红，舌头却有点不正常了。他说枣、枣子，关门。他把俺老婆叫成了枣子。俺老婆刚关上门，他就瞪起血红的眼珠子说，县委部暑的“旱改水”工作，有、有问题。俺老婆赶紧问，啥问题？他说枣、枣子，咱阜阳祖祖辈辈夏收麦子秋收豆，现在非要丢掉旱田，改、改种水稻，这不是做梦唱大戏——瞎嘞、嘞嘛。夫妻二人将这句话定性为：恶毒攻击县委领导，公然反对农村社会主义建设，妄图阻挠跑步进入共产主义。

被朋友出卖，可能是人生最大的耻辱，难怪父亲始终缄口不语，难怪人们总是对叛徒恨入骨髓。可父亲的问题是，他的朋友从一开始就不是朋友，只是挽了个套，将他套牢后反倒让被套的人，将套人者当作了朋友。这才是父亲真正的耻辱，是他无颜揭开，乃至于连想都不堪去想的一块伤疤。

关了几个月的学习班以后，县委对父亲的问题作了定性：妄议县委，非议领导，性质非常严重。但考虑到他穷苦出身，没有文化，认罪态度较好，兹定性为右倾保守干部，由行政17级降为行政19级，撤消原任一切职务，改任为胡集区胡集中学教务处副主任。

接父亲出学习班那天，本可以下午就走的，他偏偏推屎推尿，磨蹭到家家熄灯睡觉了才走出那扇又厚又重的大木门。而且不顾母亲和我3岁左右的小哥，放弃汽车和马车，非要选择荒野小路，非要徒步走回阜阳城，走回近30里路的家。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，月光、星光和灯光不约而同全都沉入冷森森的万丈深渊，只有呜呜的夜风在耳畔哀号，只有被称为小鬼跳舞的蓝色磷火在远处游走。母亲抱着小哥，深一脚浅一脚在前边趟路。她两眼一抹黑，辩不清东南西北，只有凭感觉按照阜阳城的方向走。那只先迈出去的脚，每一次均无法坚定地踏下去，只能像工兵使用的探雷器，抬起来，伸出去，探测脚下是庄稼、草滩、沟坎，还是羊肠小道。父亲背着他的行李卷，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，低首耷脑跟在后面。走着走着，谁也不曾提防，突然有一只野猫嗥的一声，撞到母亲那只迈出去的腿上。小哥在母亲怀里被陡然而起的嗥叫吓得一抖，整张脸捂进母亲颈窝，失了声的哭。夜里3点多钟才终于回到家里，小哥却发起了高烧，一阵紧似一阵不停地抽搐。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告诉我，父亲那时候就躺在里间屋里，蒙紧被子不哼不哈，医生来了也跟个木雕泥塑的一样，眼珠子都不动一下。只到5天以后小哥惊厥而死，他睁眼瞅着披头散发的母亲，闭眼听着哭天抢地的母亲，居然没有掉下一滴泪。小哥行三，人称三光滚。光滚是方言，专指聪明、灵性的男孩。妈妈曾经指着我和几个弟弟说，三光滚不走，我肯定不会再要恁几个。小四小五，还有小六小七，恁4个绑在一起，也没他一个讨人喜。

那几个月的学习班生活，我不知道父亲受了多大的皮肉之苦，不知道是让他跪在大桌子上反省，面朝墙壁毕挺挺反省，抑或反剪双臂一根绳索吊在梁头上反省。这些，在档案上是查不到的，在史料上是无记载的，我也不敢从他同代人所写回记录上的非人待遇而妄自揣度。但他思想灵魂触及之深，精神世界鞭挞之重，却是非常强烈地影响了他的一生。可以这样说，学习班之后的储可仁，虽然还叫储可仁，但已绝对不是学习班之前的储可仁。那一个，已被撕裂、打碎、踩成了泥；这一个，已被改造为一个畏首畏尾的人，一个唯唯诺诺的人，一个窝窝囊囊的人。

起小我就睡觉灵醒。有天深夜听到父亲跌跌撞撞推开了门，嚓的一声，是火柴磨擦的声音，接着是煤油灯亮起的光，跟着就是砰的一声，很重的闷响过后，屋里突然却静了。我不知道父亲咋就那么安静，也不知道这一声闷响是啥东西发出来的，就闭着眼睛猜，就猴急猴急地等。心里默念了10下，就念不下去了，悄悄将眼皮掀起来，露出一条蛛丝细的小缝，我一下子就惊呆了。原来父亲低头垂手正肃立于桌前，纹丝不动，仿佛庙里搬进来一座泥雕，仿佛老师面前罚站的孩子。桌子上，躺倒着一尊毛主席去安源的石膏像，已经裂作几段。母亲从床上扑下来，光着双脚，鞋都没顾得穿，飞快地把门关严，用力将门后的木闩板插牢。回过身来去拽父亲的胳膊，想把他从肃立中拉开。可他身子一软，非但没有走开，反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啪啪磕起了响头。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，俺刚才点灯时胳膊把您碰倒了。边磕他还边祷告着，俺对不起您，俺是现行反革命，俺死有余辜啊。正在叨咕，母亲一指窗外，你不怕窗外有耳，是真醉了还是活腻了？一句话，突然给父亲醒了酒，他一骨碌爬起来，几步跨上床，衣服鞋子都没脱，哧溜一下就把自己完完全全裹进被窝里，密闭在黑暗里。母亲噗的一口吹熄了灯，摸黑窸窸窣窣处理着父亲的灾难。现在想想，那该是年的深秋或初冬，父亲从公社书记任上被红卫兵小将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，举家从公社大院被扫地出门，刚刚迁居四庙小学不久。那一年，父亲也就39岁。

我参加工作那年，县某某局从所属公司厂站中抽人，到上海崇明岛去购买螃蟹苗。我们一行七八个人在上海稍作停留，到南京路、城隍庙、外滩走马观花一下后，即乘船入岛，一住就是40余天。回来报账时，除往返车船票及每天四毛钱的出差补助，我没多报一分钱。父亲当时是主持某某局工作的副局长，签批时把我的所有票据一张张正面看了反面看，最后抽掉一张三毛钱的托运票，才算签上“同意报销”几个字。我说爸，那是俺几个的行李托运费，我付的钱。他说有规定，不管报，你帮他们垫这几毛钱，也不算个啥。其他几人就不一样了。同行的小容借着酒劲后来告诉我，那天上午刚上班，黑皮朝父亲办公桌上一坐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父亲，从兜里掏出几大把票据，说储局长，我来报账。父亲抬脸笑笑，好，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我等用钱，这账咋报？你到吴会计那要几张报销单，贴贴，填好，再找我。黑皮一拍桌子，我说老储，咋恁多熊事，你说这账你给报不给报吧。父亲站起来，给他倒杯茶，放到他面前，笑道，看你急的，谁说不报了，报，这就给你报。黑皮腾的跳下来，说发票都搁桌子上了，明天上午我来拿钱。父亲送出老远，连说好好好，明天来拿钱。回到办公室，小容他们几个不抬头，吴会计借故要走。父亲说老吴，你辛苦辛苦，帮他弄弄吧。老吴那张刀条瘦脸上似在煤沫子堆里过了一遭，立马从上到下全黑了，抓过票据，翻着眼白，只得又坐回座位上。该有百十张几分几毛的公交车小票，老吴贴着贴着把报销单朝算盘上一掼，抽出几张满是泥垢的擩到父亲脸面前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他在上海就呆一天，哪能坐一百多趟公交车，明显是在站台那里捡的票。这泥巴，这鞋印子，这手印子，不知道多少人随手扔掉的小票，你看看，咋弄？父亲看都没看，就站起来拍拍他胳膊，报吧报吧，碰上不自觉的人，又能咋弄呢。老吴嘟囔着脸子回到座位，边一张张给黑皮贴小票，边叹气，唉，你这局长当得真叫个窝囊，要不是咱都是阜阳人，孬种还愿意跟你干。父亲讪讪的，拎起竹壳暖瓶，又给他杯里续满了水。小容说，次日黑皮就拿到了钱，那几个如法炮制，也都报了好多公交车小票。他念着与我上下铺40余天的交情，贴好填好单据，恭恭敬敬请父亲签批，结果有30多张泥头土脸的，全叫父亲给撕掉了。

年冬，单位职工宿舍竣工了。三间砖木结构的堂屋，两间东厢房，浑砖到顶的围墙，百十平米的南北大院，这对拥拥挤挤了多少年的职工来说，该有多大的诱惑哪。忙碌了多天的父亲，那天下午提前回了家，把新钥匙朝饭桌上一拍，说房子分好了，咱住前排东头第一家，拾掇拾掇，明天搬家。他还亲自下厨，炒了个胡萝卜丝，倒上半壶红芋片子酒，呼噜几口面条，夹一筷子胡萝卜丝，抿一盅散酒，少有的惬意。弟弟们也很高兴，叽叽喳喳畅想搬入新家后的新生活，呈现出难得的放肆。正喝着，父亲突然丢下碗筷，转身钻进里屋，门一关，不见了人影。原来是老田来了。母亲又是让饭，又是倒茶，又是递烟，老田不接碗、不接茶、不接烟，满嘴吐沫星子乱飞，拍着大腿、擂着胸膛子就嚷开了。咹，咱可是阜阳老乡啊，我跟你老储从某某局到某某厂，从某某厂到某某公司，又从某某公司来到某某局，谁不知道俺俩最好、俺俩最铁，咹！这次倒好，成天跟他捣捣擢擢的都分了房，就冇俺一个，你是吐俺的脸、扎俺的心呀！说罢扭头就走，母亲撵上去脸上陪着笑，嘴里陪着罪。出了大杂院的大门口，老田停住脚，头也不回甩过来一句话，白怪俺无情，俺可不是对恁娘几个的哈。说罢，撒开长腿就走。次日晨起，母亲借来三辆架子车，满满堂堂把家搬过去，一看，傻眼了。老田一家趁夜抢了房，堂屋、厢房均已占满，大院里拴着鸡、拴着猫、拴着狗。母亲当时眼泪就下来了，没言一声，转身又把架子车拉了回去。

凡骂骂咧咧、捣捣操操的，他拱手作揖、又忍又让；凡维护他、支持他，走得近、处得铁的，关键时候准吃亏。这就是父亲迥然不同于他人的工作特点和处事风格。他工作一处得罪一转子人，工作两处得罪两转子人，工作多少处就会得罪多少转子人。我曾不止一次非常气愤地跟大姐讲，咱爸这个人，走过的路草都不长。父亲去逝以后，我反复回想他，揣摩他，并且又一次走进组织部，走进档案室，循着他的足迹，再一次细细梳理他的历史，探求他的心路。我突然觉得，从前我真是简单，真是不能理解人、体恤人，居然将自己的父亲误读了几十年，怨怼了几十年。他的胆小怕事、窝囊处事，他的敌我不分、亲痛仇快，追根溯源，无不源于年，源于“储可仁反党言论条”，源于那几个月不是牢狱，却又胜于牢狱的学习班生活。

但在家里，储可仁可绝对还是学习班之前的储可仁，任性，权威，而又时时表现为一种狂暴。这个，得归功于我的母亲。

母亲叫常芝兰，生于年，属鸡。芝兰是一种香草，在孔子家语里有所描述,是美好与优雅的象征。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里，父母们乐于用芝兰给女孩命名，用得多了，就成为了传统。所以母亲这个名字，与父亲的名字一样，也很传统。到了我们这一代,名字中革命的意味空前浓厚，而且很多与共和国的大事件血肉相连，如建国﹑援朝﹑跃进﹑文革﹑开放等，芝兰这样落后于时代的名字，已经鲜有人眷顾了。细数数，我那么多女同学中，仅有一个叫兰芝的，虽然与母亲的芝兰颠倒了字秩，但意思终归是一样的。而到了我的儿子毛娃这一代,孙女娃娃、二妮这一代，洋气﹑时尚,并且个性张扬的名字比比皆是，跟风虽然还在跟风，但传统的名字却已是荡然无存了。

母亲是幺女，大舅足足长她18岁。据母亲透露，大舅之后，姥姥连生了11个孩子，如一现的昙花，都早早的夭亡了。大舅没读过一天书，母亲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却是初中毕业，可见在家她有多娇贵。姥爷是阜阳城里人，在小圩首附近，迎街有一间门面房，门脸不大，进深却很长，外首经营，内里住宿，一家人就生活在这个非常逼仄的空间里。上小学三年级时，我有幸成为红小兵。这是我人生履历中第一次填表，表格太复杂，我也不懂，母亲坐下来，一项一项帮我填。家庭出身一栏母亲填的是城市贫民，这与农村社会地主、富农、中农和贫农的阶级划分殊为不同。我很是好奇，就问母亲，妈你说，贫民是啥民？母亲说你爸是童工，姥爷姥姥推磨卖面为生，日子也很艰难，是城里边的穷人。这些穷人，就是城市贫民，与农村的贫下中农一样，都是无产阶级。

小时候我去过姥爷家，门前是一条东西向的街道，一色的石条路，路面光滑，两边有深浅不等的车辙印。白天往来的人多，穿穿梭梭的马车、架子车和独轮车也多，我们乡下孩子最巴望着见到的老鳖盖的小汽车、四个轮的大卡车，却过得极少。晚上街口有灯亮，有小吃，吆喝声、吵嚷声时断时续，不热闹，也不算冷清。我和表哥喜欢朝糖梨膏、油菜盒子摊儿前偎，大人们多是去买卤菜和靠板鱼。所谓靠板鱼就是卤制的甲鱼，我们乡下叫卤老鳖，一只仅有八九两重，才卖两毛钱，像活的一样卧在平底铁锅里，热气腾腾，香气扑鼻，格外的诱人。至今我都弄不清白，阜阳城里为啥把卤老鳖称作靠板鱼。

年母亲从阜阳联合中学甫一毕业，就参加了工作，成为阜阳县总工会的一名干部。不要小瞧那时候的初中毕业，据母亲回忆，她毕业时，阜阳县境内2所初级中学，毕业生总共尚不足60人。想想也是，我的岳父岳母都是乡镇中心小学的教师，一个初小毕业，教小学低年级；一个高小毕业，教小学高年级，他们都是乡村教育界的金牌教师，可谓桃李满天下。什么是初小毕业？小学三年级也。那么高小毕业，当然是小学六年级了。教师队伍的学历尚且如此之低，可见当年初中毕业的学生是何其稀缺。也不要小瞧那时候的总工会，它可是县里最大的群团组织，机关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设有分支机构，人人入工会、交会费，主席由县长兼着，工作人员能歌善舞、朝气蓬勃，把各项爱国运动和文体娱乐活动，组织开展得热火朝天、万马奔腾。总工会的工作职能一项一项，都沉甸甸似金子一样发光，似钻石一样晶亮。不像现在，除了给职工发一点福利，其他职能虚得只剩下空气，而且含氧量比青藏高原还要稀薄。按说，母亲应该前程似锦，至少也得在一个相当的岗位上有所作为才对。可是母亲结婚了，嫁人了，她嫁给了我的父亲，她的人生轨迹随之也转了向。

关于父母的婚姻，父亲是从来不屑于跟我们交流的，只有母亲偶尔挤牙膏似的，于不经意间才挤出一点。据母亲透露，刘邓大军南下时，有个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非常喜欢她，极力鼓动她参加南下大军。由于姥爷姥姥舍不得她远离，才没有走成。当年他们班就4名女生，有3人逃离家庭，成为战领南京、解放大上海的一员。唯有母亲留下来，参加了地方工作，并很快嫁了人。选择父亲，姥爷姥姥是极力反对的，连街坊邻居们都说，常家老姑娘恁标致个人儿，还识文断字，咋就嫁了个野小子。

都说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母亲当然也知道这句话，可她嫁给了父亲，所有往高处走的人群里，便再也觅不到她的身影，再也觅不到她昂扬向上的足迹。这一生犹如挡都挡不住的溪水，她运行的轨迹总是向下、向下，专往低处流。嫁给父亲不几年，她就从城里调到乡下，成为农村小集镇粮食收购点的过磅员。这么大的工作落差，这么重要的人生转折，我不知道母亲是怎样调整、如何适应并逐步习惯的，反正在此后的岁月里，母亲对转岗下乡的因果却鲜有提及。小哥夭亡以后，她听从父亲安排，辞职回家，由一名知识女性索性做起了家庭主妇。又是一次断崖似的人生变故，母亲就那么麻木，还是惜字如金地不向孩子们吐露片言只语。直到年，父亲一人的薪水实在难以支撑5个孩子的家庭，才跟县教育局打招呼，让母亲做了一名乡村小学教师，月薪27块钱。

母亲是城里姑娘，是那个时代的高知女性，本不是传统守旧的人，却因为贫穷，成为方方面面的落伍者。有一年母亲托人从南京捎回来一块钟山手表，牌子虽然不硬，但戴在手腕上，也足以成为众生眼中的骄傲了。那天母亲也是高兴，一进门就举起手腕，让腕表对着15瓦的白炽灯光，问我们几个，咋样？我们嗷嗷叫着围上来。母亲原本皮肤就白，一兴奋，雪花膏一样的脸上溢出薄薄的红晕，竟然显出三分的醉意、七分的憨态来。不知是她放学回家的路上走得太快，还是晚风加了力道，她乌黑蓬松的齐耳短发，竟然蓬松得没了往日的归拢和章法，又被灯光一打，感觉如振翅飞天的白鹤，漂亮得真是眩眼。推算一下年龄，母亲那时候尚不足40岁，只要心情好，只要穿戴好，又正值风华，怎么会不漂亮呢。可是次日中午吃饭时，母亲的手腕就空了。我问道，妈，手表呢？母亲看看手腕，放下筷子用右手捏捏，说，天天刷锅洗碗，戴上不方便。我脱口而出，妈你戴上，方便，方便。以后刷锅洗碗，我干。母亲笑了，看着我，一脸的幸福，但眼里也同时闪出一层泪花，说，我嫌贵，15块钱呢，抵得上咱家好些天的伙食了。我就，卖了。

母亲这一生，有过一双最好的鞋，是有一年出差到蚌埠买的黑色塑料皮鞋。她说观摩教学结束后，男教师上街买烟酒，女教师就不用问了，全都拥进了布料专柜。看着她们左一块右一块布料的买，母亲感受到了那种购买欲得以渲泄的痛快和豪迈。她当然也想释放一次，也想心跳一回，也想让自己在购物中激发起血液的高速流动。于是她掉转身子，来到鞋帽专柜，来到牛皮鞋、猪皮鞋、羊皮鞋和塑料皮鞋群芳斗艳的专柜。我又产生了好奇，问道，妈，你不买布，为啥偏要买鞋呢？妈莞尔一笑，当教师的，对讲台上一站，最能托得起仪容仪表的是啥？鞋嘛。母亲自问自答，最后一个嘛字拖音拖得很长，脸上一副自信、自矜与自得的混合表情。我又问了，妈，你咋就买了一双塑料皮鞋呢？妈嘴角一抿，眼睛眨了几眨说，塑料皮鞋就不是皮鞋了？它质地、款式、做工，哪一样都不逊于皮鞋。而且，才一块多钱，却穿出了五块、七块和十几块钱的皮鞋效果，妈当时拿起这双鞋，横扫一眼鞋帽专柜，心里就想，就这个，也值了！这双鞋买回家以后，母亲十分珍爱，非重要场合不穿，平时用破布一层层裹着，放在药用小木箱里，时不时翻出来晒晒，用一小绺熟猪皮在鞋面上细磨慢擦，然后再收好，一穿就是十多年。

家里没有缝纫机，我们几个孩子的破衣烂衫缀满了母亲手工缝上的补丁。补丁用的布料不讲究，颜色与裤褂也多有不搭，针脚更是忽大忽小、左弯右拐，显出母亲女红上的粗疏，常常引来邻居们的指笑。我们班同学杨远的母亲看到了，跟我说，明天你把家里的衣裳拿来，姨给你修修。次日我把我们几个的裤子，全抱了过去。晚上放学时，阿姨修补好，就让我拿回了家。母亲看着两条裤腿上整齐而又对称的新补丁，感叹道，杨远妈真能，要是我，不知给撮成啥样呢。为此，我们兄弟姊妹七个，还趁空专门到东方红照相馆照了张合影。我们家穷，平时没照过像，这可是我高中毕业之前唯一的一张照片了。一晃都40余年了，这张打着新补丁的合影照还在。今年父亲去逝一周年祭日，我们兄弟姊妹七个聚齐了，按照当年的站姿和所处位置，又照了一张，两相比较，真是沧海桑田，树犹如此啊。

母亲一生不会骑自行车，家里买不起，她也懒得借，就一直靠步行。在乡下时，买面打油都得趁星期日起个大早，赶往十几二十来里的公社粮站去买，然后不吃午饭，又肩扛手拎着运回家来。虽然住在乡村小学校，毕竟离阜阳城远不过百里，她却极少回娘家。我总是不解，就问，妈，你咋不带俺回城啊？母亲多是不语，问急了才苦笑着说，你看看你们，穿得露着胳膊亮着腿，回城里不怕街坊邻舍笑话啊。母亲也有土话，她一向都是把邻居说成邻舍的。那时候，母亲的工作单位变动特别勤，长则一年两年，短则半年几个月，我们用粗布大被单子把锅碗瓢盆和衣裳被子一裹，背起来就走，很快便从这个小学，搬到了另一所小学。无论我们住得多偏僻，记忆中每年年关，都是大舅顶风冒雪，傍晚或摸黑来到我们家，看望他的宝贝妹妹。大舅一来，母亲会刻意整出一顿带油星儿的饭来，虽然没有菜，对清汤寡水的我们来说，也算提前尝到了年味。次日一早大舅就回去了，临走时母亲数几斤粮票，舀一瓢面，裹几个蒸馍，塞给大舅。大舅不言声，不推让，就那样胡子拉茬、红着眼圈，佝偻着一米九几的身子，一步步从我们视线里慢慢远去。

家里的工资都是父亲管着，母亲花一分要一分，花一毛要一毛，手里难有一厘一毫的余钱。纵然如此，母亲仍能从生活支出里抠出一点，变着法儿给父亲加餐。只要父亲在家吃晚饭，酒是断不了的，母亲还会不声不响地今天切个咸蛋，明天剥个皮蛋，后天烤个干鱼，再不济也要上几头又酸又甜的腌蒜瓣儿。文革期间父亲被揪斗，工资悉数被扣，用于红卫兵写大字报。阖家9口人，只有母亲27块钱月薪，我们挖野菜、捋树叶，吃满是灰土的下脚面和生了虫的麦麸子。父亲白天戴高帽子挨斗，挂牌子游街，时常星空满天始归家。不论夜有多深，风有多寒，倦意多坚涩，母亲都是边纳着鞋底，边陪着夜色在等。只要父亲一进家，母亲立即煨好酒，把几截海带，或者她白天在小沟小河里捞起的小鱼小虾，甚至是一小捧乌螺头子肉，撒一点碾碎的盐沫子，在柴火上支个鏊子熥熟，给父亲下酒。

母亲于娇生惯养中成人，脾气是有的，根本不怕父亲。但她偏就心甘情愿顺从着父亲，宠溺着父亲，在家里极力维护着父亲的权威与尊严。我打小就与父亲犯戗，八九岁就敢拧起细长脖子犟嘴，自然也就挨打最多。每次挨打母亲都是把我紧紧搂在怀里，佝起身子护住我的头脸，让父亲又沉又重的耳巴子难以实施有效打击。事后母亲总是慢条斯理教育我，小四啊，你爸是咱家的大树，你们是树上的叶子，没有大树，叶子长在哪呀？我说妈，这棵大树不讲理。母亲笑了，大树讲理不讲理，他都是大树啊。我说妈，爸不是大树，你是，是合作社门口的大椿树，都几百上千年了。傻孩子，母亲边抹去我眼角的泪痕，边说，妈是你爸这棵大树上的枝条，与你们一样，也离不开大树的滋养和庇护，懂吗？

母亲生养了我们七个儿女，从不打骂，连疾言厉色都很少。年春节前，父亲从走资派里被“解放”出来，母亲格外高兴，特地拿出10块钱，让大哥大姐带上我，去四庙街上办一次丰盛的年货。我们买了一竹篮大粒子盐，还有几斤海带，几盘手工鞭炮，一只大猪头。当然，大姐还做主给我2分钱，买了两根黄灿灿、粘满芝麻粒的杠子糖。这是我凡事喜欢缠着大姐，喜欢赶集串庙会的丰厚回报。兴高采烈回到家，大哥掏余下的2块多钱，不料粗布缝制的褂兜底沿炸了线，余钱一分不剩，全给漏掉了。母亲又蹦又跳，也不会骂人，气得拍着手掌满屋子乱喊乱叫。喊着叫着又一脚踹翻竹篮，坐在地上号啕大哭。大哥早就傻了脸，站在门后不敢动。大姐垂首立于母亲近傍，也是嘤嘤的哭。我嘴里含着未化的杠子糖，用舌头压着，停止了吞咽，仰起下巴，让糖水悄悄漫进嗓子眼儿。母亲哭着哭着，突然伸手一撴大姐的褂子底巾儿，小荣你个傻妮子，妈踢篮子你咋不拉？咋不拉！盐撒了一地，都是钱买的呀，你也不知道撮起来，你傻啊。母亲的这次“撒泼”，这次的一反常态，是我记忆中的唯一一次。虽然一晃已近半个世纪，至今仍然记忆犹新。每每想起，母亲的哭声都似一枚锋利的锥子，一下一下锥着我的心。

年，学校里有一个晋升一级工资的名额，本来上级已经内定给另一个教师，母亲两个最要好的同事，一个是姐姐，一个是妹妹，就撺掇她公开站出来，跟那个老师比条件。并承诺，比赢了，那一级工资就是你的。母亲在全校是学历最高的，工资又是最低的，还年年被评为先进。想想也是不平，为了每个月能长5块钱，就心一横，搬个长条凳，端个搪瓷缸，坐在学校大门口，与那个老师一条一条唇枪舌剑比起来。这在当年可是个轰动性新闻，引来各校老师和社会人士围观。母亲口才好，理由足，排比句如滔滔江水，警言妙语似天女散花，引来喝彩和掌声一片。放学回到家里，不进厨房，先自往堂屋里一坐，喊道，小四，妈累了，给妈扇几扇子。结果不言而喻，母亲大胜。到次年初，原本戴帽下达的那个晋级指标，上级专文通知，没给母亲，倒给了她的好友，给了学校的会计。母亲哑巴吃黄连——有苦说不出，一下子病倒在床，一月有余都未能上班。姐姐来看她，母亲翻身面壁，只给她个脊背，连床都没起。妹妹丈夫是上级领导，借故特批块钱给母亲，聊以精神抚慰，也算没有忘记其妻与母亲的深谊吧。钱上午送到家，下午母亲就将一块新表戴到我的手腕上。那可是最时兴的上海牌手表，24钻，整整块钱，仅百货公司有售，还得托关系方可买到。20多年后，表也老得走不动了，终至停摆，我就收于书房，闲暇无事时拿出来，摸摸表盘，捏捏表带，再放回去。妻子几次整理书房，要扔掉，都被我夺回来，跟房产证等贵重物品归于一处。妻子不了解，儿孙们当然也不了解，这只老掉牙的旧手表于我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。当然这都是后话，母亲买了表后不几日就递交了退休报告，于年7月提前退了休。退休时，年方48岁，月薪27块钱。

年春上，母亲被确诊患了乳腺癌。7月14日手术，在化疗和癌疼的反复折磨下，走到年的8月5日，走完了她51年的人生历程。母亲弥留之际我问她，妈，你一生这么清苦，你，后悔吗？她看着我，你是指……？我动了动嘴，没吭，也看着她。母亲似乎明白了，抓住我的手说，妈不后悔。小四你不知道，你爸当城关镇组织委员时，有多英武。嫁给他，生下你们七个，我知足了。前几天我把母亲在医院手术后的照片找出来，紧紧搂着，感觉搂的不是照片，就是我活生生的母亲。看着镜框里的母亲，我眼眶热热地说，妈，你真年轻，才49岁，儿子如今都56了，比你大了好几岁。我鼻腔酸酸的，竭力睁大了眼睛，不让热泪滚下来，心想，我得好好活，活到66、76、86、96，活到至少岁。每一年，每一天，不想看书了，不想写作了，或者闲来无事了，我就拉开抽屉，拿出照片，贴在脸上，搂在心上，搂着49岁的母亲，搂着比我年轻好多好多的妈妈。

年1月10日，父亲卧病在床5年后，也走了。他比母亲高寿，按照男虚女实的记年方法，应该是享年88岁。我们专门回一趟阜阳，找几家老亲，企望为父亲寻一块墓地。阜阳城里已是寸土寸金，连姥爷家的房子都已成为宽阔大街的街心公路，还上哪里寻觅叶落归根的墓地啊。不过也有意外收获，终于解开了父亲的身世之谜。原来，父亲的父亲开初薄有财产，丧妻之后破罐子破摔，吃喝嫖赌，整日与名娼暗妓混于一处，遂使他的儿子、我的父亲，浪迹街头成为“孤儿”，成为邻人们眼中的“野孩子”，也成为父亲羞于启齿的暗疾与隐痛。

行文至此，已是子夜时分。放下笔，转身朝窗外望去，夜色坚硬得如一堵黑漆浸染的城墙，将窗子堵得严严实实。我叭哒一声关上台灯，闭目静默了足足有三分钟，方才睁开眼睛。在这以黑制黑的三分钟里，城墙居然汽化为一团混沌，犹如回到天地初开的远古，朦朦胧胧。唯有一柱黑色，蓬勃在朦胧里。我知道，那是我们家的桂花树，就在窗前不远处。这株树，跟我的儿子毛娃同龄。毛娃出生那年秋天，我专门买下一株树苗，挖大坑、浇透水，在父亲帮助下栽进了院子。母亲那时正在病中，艰难地来到我家，坐在藤椅上看我们栽树。我跟母亲讲，妈，我以后得给它修枝，只留一根主干，让这棵树高大、挺拔，一柱擎天。母亲听了连连点头，展开笑脸说，对嘛，这才叫树。喘口气，又说，小四，你这棵树栽得好，下过雪，阳光一照，最能衬托冬天的静。我说妈，你这话画面感很强，有禅理，也有诗意哇。母亲没接腔，抿口茶，眯着眼，单手缓慢而又有节奏地拍着椅子扶手，很是自得，很是享受地笑了。一转眼，33年过去了，当年的这株桂花树苗，早已是主干一人多高的大树了。而当年帮我栽树的父亲，与我对话的母亲，与这株桂花的树根一样，也都深

埋在了地下。储可仁，常芝兰，这两个与我血肉相连的名字，除了散落于各地的哥哥、姐姐和弟弟们，在这个星球上，还有谁再会提起，还有谁再会想起呢。

——原载《清明》

储彪，安徽省阜阳市人，任职于安徽省利辛县地税局。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已在《清明》《安徽文学》等核心纯文学期刊发表《父母的名字》《剩饭》等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余万字，系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、安徽省评论家协会会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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